媒体价值的评价标准(媒体价值链)

推动选人用人和薪酬分配机制改革取得突破。打破编内编外身份限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采取竞争上岗、同工同酬、双向选择等方式，实现统一管理，同时拓展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之外的上升通道，细化评聘规范，拓宽员工晋升通道；推行全媒体融合传播综合评价，建立以岗定薪、倾斜一线的全员考核制度，积极完善“移动优先、一体发展”全媒体考核体系，激发优秀人才创新创造积极性；建立优秀年轻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和重点项目“揭榜挂帅”机制，加强能力建设，运用业务培训、项目培育等多种方式提升业务能力水平；加大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运营等媒体融合发展紧缺人才的引进力度。

就新闻真实的实践而言，研究者从新闻真实的“关系”视角与“事实核查”的规范性问题，提出了更具有经验色彩的实践路径。构筑新闻真实的“关系”实践被视为数字时代获得公众信任的重要途径，以此连通新闻真实与公众的主观信任感，进而将新闻真实性从新闻的一种本质属性转化为一个操作性的概念（王辰瑶，2022a）。同时，公众参与事实核查不可忽视，有研究者提出“参与式事实核查”模式，这是一种面向公众、多重行动者躬身其间的事实核查行动取向。其规范性标准包括事实核查过程的专业常规、原则的透明度、职业驱动等，由此所确立的新闻活动认知权威，奠定了开展公共讨论、塑造共识、影响公共政策的实践基础（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2）。在更为复杂的情境化场景中，新闻记者会机动灵活地使用事实核查来贯彻新闻真实的职业观念。当查证成本越低、新闻效益越强、查证不足的风险越大时，记者采取查证的可能性越高，更甚之，即便是已完成的报道，记者仍会出于发掘新闻、积累知识、对信源的感知和降低未来查证成本的需求，继续进行查证（江静之，2022）。

新的战略架构既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需要，更根植于自下而上新的技术趋势和社会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浪潮以后，30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传播经历了“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智能传播”的重大变革，社交传媒已成为社会主导性传播机制，智能传播开始快速崛起（方兴东、钟祥铭，2022）。相比之下，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实践却没有跟上每一轮的变革趋势，在传播机制上保持同步的升级与突破，更多的努力依然停留在技术与应用等“术”的层面，这意味着互联网给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带来的变革和趋势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方兴东、钟祥铭，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