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价值研究(拉萨日报主流媒体价值)
最近，“年轻人不爱听专家建议”“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等话题频上热搜，本应通过专业知识为人答疑解惑的“专家”，却随着一些事件和广为流传的只言片语，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变得位置尴尬。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笔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争议时常发生在年轻人关心的议题上，比如买房、就业、消费、婚姻、生育、健康等公众议题。这些议题伴随着现实问题与困惑，天然就有吸引力，围绕它们的讨论本身也是有意义且有必要的。只是，我们需要避免无意义的争论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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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晚，拉萨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8号公告，在全市设置核酸检测点305个的基础上，增加到545个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请广大市民务必主动参与到核酸检测当中，服从组织、听从安排，做好个人防护，有序排队，保持安全距离，不扎堆，不聊天，不逗留，做完核酸检测后佩戴好口罩尽快返回居所。同时，全力做好中高风险区内居民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医疗救治、药品供应等工作，重点关注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障人员等特殊人群，满足群众正常生活需求。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等力量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凝聚起强大工作合力。为有效加强疫情防控，使广大群众及时获取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和相关政策等权威信息，我们将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及新媒体平台“拉萨发布”微信公众号、拉萨融媒抖音号等及时发布相关信息，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不信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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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共立刑事案件476起
摘要
作者简介
首先，在纷繁复杂的新闻实践中厘清中国当代新闻学的性质是关系到中国新闻理论发展方向与创新可能的元问题，也是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理论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集中表现为党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无论在历时性上还是在共时性上，都属于中国新闻学、世界新闻学的构成部分，并不是新闻学的全部（杨保军，2022a）。此外，就中国新闻理论所持有的历史观而言，需要突破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根基的线性历史观，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跨文化视野中确立以中国历史发展实践为坐标的理论主体性（赵月枝，陈欧帆，2022）。当然，中国新闻学所处的历史时空兼具本土性与普遍性，在观念更迭上，数字新闻业生态的不断生成促使新闻理论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范式转型，由此，新闻实践不再是职业工作者和专业新闻媒体垄断的特权，“新新闻观念”强调新闻是包括职业工作者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商、对话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协商机制与社会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杨保军，张博，2022）。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新闻学的交往范式，将作为交往中介/交往方式的新闻放在新闻学研究的核心位置，认为以交往为核心的新闻学理论建构是新闻学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方向（李泓江，2022）。
其次，作为现代新闻业运作、新闻传播主体关系的基础问题，新闻的时间观念是理解新闻之于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面向。在当前的加速社会语境下，数字新闻业对时间效率和速度的极致追求，新闻时间的序列感消失，新闻成为一种无序化的事件碎片，新闻时间的象征性意义被消解（涂凌波，赵奥博，2022）。也就是说，从“新闻业时代”到“后新闻业时代”的变迁过程中，不同新闻活动主体（尤其是非职业新闻传播者、新闻收受者）开始跳脱由职业新闻从业者建构的新闻时间框架，新闻时间系统呈现出零散、杂乱、无序的状态。当前，如何重建不同新闻时间要素之间秩序良好的弹性化新闻时间，成为数字新闻时间观念体系的核心问题（杨保军，孙新，2022a）。此外，与新闻时间的不确定性相比，表征社会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身却是新闻媒体保持新闻可信性进而获得公信力的重要方式。不确定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媒体面对不确定性新闻时在事实、公众、专家、决策者，以及媒体的价值立场等关系框架和因素中，如何客观专业地处置、解释传播不确定性及生产知识，促进公众在理解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更好地认知世界（陈刚，解晴晴，2022）。
在具体的疫情报道方面，研究发现，战争隐喻、家庭隐喻与身体隐喻散见于疫情防控期间的媒体报道中。首先，战争隐喻被高频使用，主流媒体建构了结构性的战争隐喻系统，并构成不同的战争类型，防控疫情的相关人员被隐喻为“战斗者”，防控措施对应不同的战争行为，公共区域与私人领域也都被纳入为“作战区域”，防疫“战争”被高度日常化（宋素红，陈艳明，2022）。应该说，疫情报道中的战争隐喻不仅达成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陈阳，周思宇，2022），还有力地型塑了统一的防疫认知。从历史维度来看，隐喻具有系统性和文化连贯性（莱考夫，约翰逊，1980/2015），防疫举措与战争经验的互构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化”与广泛的社会动员是疾病防控与卫生运动的一贯举措。因此战争隐喻的广泛运用也是历史中沉淀的集体记忆（宋素红，陈艳明，2022）。其次，疫情报道中的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也较为常见，依托古代中国衍生而来的家国同构和国家身体思维模式，疫情报道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凸显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地位，确证了群体身份与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党报与市场化媒体在使用隐喻方面虽有共同之处，但亦对同一隐喻类型采取了差异化的隐喻建构策略，二者有选择地使用隐喻强调疫情的不同面向（陈阳，周思宇，2022）。
首先，就新闻生产的全过程而言，平台逻辑塑造了多类型和多模式的实践关系，譬如媒体机构之间的协作网络、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新闻用户之间的影响关系等，多模式的关系双方既可以是同质的（如媒体-媒体、记者-记者），也可以是异质的（如媒体-记者、记者-用户，或者技术/功能-人）（黄文森，2022）。在关系场域的框架下，新闻生产中的人类行动者与智能技术受到新闻学者们的持续关注。智能机器既作为工具、渠道，也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数字新闻系统中，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生产的基础结构、生产思维与模式以及价值评价体系，与此同时，由智能技术连通性所构建的机器网络与内容网络均会在某些情形下出现“断连”现象，因此平台逻辑下的智能技术虽然铺垫了新闻生产的基础架构，但人-机互动中的“断连”增加了数字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彭兰，2022）。
其次，平台逻辑下的算法技术被认为是当下影响数字新闻生产的关键技术。算法技术贯穿在新闻文本的生产、审核、分发、反馈等各个环节。面对算法技术在职业场景中所构建的人-机关系，一方面，新闻从业者选择以“新闻专业性”在算法技术中的缺失作为话语策略来维护自身的职业权威，并且这种凸显人类群体相对于智能技术之能动性的行动策略正在被不断强调与放大；另一方面，从业者也常常调用“创新性技术”话语以动态调适算法技术在智能新闻生产中对人-机关系主导力（王琪，朱巧燕，2022）。这种调适所体现的人与技术之间的协同过程蕴含着深入互动与彼此驯化，算法的“人格化”与人的“算法化”相互交织。二者深刻改变新闻审核机制，形成人机合作的新闻把关，有关重要性、接近性、时效性等新闻价值也在人与算法的协同中进一步彰显（吴璟薇，杨鹏成，丁宇涵，2022）。此外，从整体的智能技术场景着眼，由人主体作为直接行动者而形成的“人主体新闻”与由智能体作为直接行动者形成的“智能体新闻”也构建了包括辅助、协作与共融在内的多种关系形态。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的关系，表现为人主体新闻的“主体性”与智能体新闻“拟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是以智能体为中介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新闻关系（杨保军，孙新，2022b）。
首先，近年来新闻偶遇成为一种主流的新闻接触方式。研究发现用户的新闻参与行为频次由浅层新闻参与阶段（新闻曝光）到深层新闻参与阶段（新闻阅读、新闻互动）逐层递减。其中，用户主动性较低的新闻曝光行为其后续深层的新闻参与行为也较少。算法新闻推荐尽管经过了筛选，但后续深度参与新闻的频次并未得到显著提升（邓依林，张子恒，张伦，吴晔，2022）。作为另类的新闻推荐形式，人工新闻推送是由编辑策划选择新闻内容进行推送的“反推荐算法”实践，它能有效提升受众新闻消费多样性。但主动性越高的受众，其新闻消费多样性随时间下降的趋势越明显。相较而言，主动性较低的受众“偶遇”多元信息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张伦，邓依林，吴晔，2022）。可见，相较于“主动寻找新闻”，“偶然接触新闻”成为更加主流的新闻获取方式。但“偶遇”所能获取的知识效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尽管幽默语境、弱关系社交网络、高信任度或高知识水平的信源、较高的主题冲突性均会增加偶然新闻的知识效应。但如果过度依赖“偶遇”，形成过高的“新闻找到我”感知，则会阻碍知识的获取（万旋傲，2022）。
其次，用户对新闻的技术感知与可信度感知持续影响特定类型的新闻接受与参与。研究发现，感知技术特征和感知技术适应程度影响了用户VR新闻的使用体验。技术感知会构筑关于VR新闻的“游戏性想象”，用户对VR新闻的使用体验更偏向技术性，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特征比内容更具吸引力（李唯嘉，周泉，2022）。此外，有研究则在人机传播的视域下，探讨用户对算法新闻可信度的感知。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用户对署名为算法的新闻可信度感知显著高于对署名为人类记者的可信度感知。这一差异是因为用户认为算法所含有的“偏见”比人类记者更低。尽管一种可信任的人机关系似乎值得期待，但人机信任高于人类信任的现象仍值得深思（蒋忠波，师雪梅，张宏博，2022）。
最后，情感力仍在当前数字新闻生产、传播与接受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数字新闻接受分为个体认知范式的“原子化认知”与群体接受范式的“反思性社群”两条基本路径。前者是指用户对新闻内容的选择、感知与理解都以个人的日常经验与情感结构为基础；后者是指新闻用户在社群内部进行情感交流与公共表达，对用户来说，更重要的是新闻内容为其确立个体认知与情感联系提供话语资源的能力（田浩，2022）。而“反思性社群”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的主要表征是“情感公众”，主流媒体受众观也由群众观转为“情感群众”观。这里的情感不仅指喜怒哀乐等作为内在感受的情感，更是一种作为动员策略的情感，这一观念变迁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陈阳，周子杰，2022）。也有研究发现，在环境议题的新闻实践中，面对雾霾治理的正面情绪会提升新闻用户参与环保的意愿与动力。这意味着情感可以作为独立变量而非环境变量的某个维度来考察用户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动力机制（李宗亚，2022）。
首先，在讨论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的相关概念时，不同国家与地区新闻实践的差异性和本土特征尤为重要。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全球新闻伦理不得不面对普遍主义理念难以回应道德特殊性、正义理念难以满足民族主义需求以及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东西方价值理念的困境。为适应不同的本土环境，研究者们提出以虚拟世界主义理论调和记者身份认同矛盾、以关怀伦理代替正义理念为记者提供新立场、以对话伦理提高全球新闻伦理的开放包容性（牛静，毕璐健，2022）。具体而言，近年来透明性逐渐成为全球新闻伦理探讨的焦点，其与情感、职业权威、行动者网络等概念之间的实践关系值得探究。研究发现，新闻透明性不仅超越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将工作者从情感中解放出来，还是重建连接、重塑职业权威的重要方式（涂凌波，张天放，2022）。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透明性作为一种新职业规范，越来越制度化。透明性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的技术外包、新闻机构主导、有限透明特征，使其成为新的策略性仪式，用于恢复新闻业的可信度、维护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权威（白红义，雷悦雯，2022）。由此，数字时代的新闻权威内涵愈加清晰、解读日趋多元化。作为一个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的典型的建构主义概念，尽管新闻权威的起源和入场有着浓郁的西方色彩，但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中国研究者们强调了中国新闻场域的独特性，使其保留了最初的建构属性，并成为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研究的重要概念（李拓，白红义，2022b）。
其次，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方法与技术在约束与赋权的主题中不断发展。媒体机构中新闻条线的划分体现了记者在实际工作的职业伦理观念与规范标准。研究发现，新闻条线奠定了记者日常实践的基本结构。条线设置一方面限制着记者的报道主题和工作常规，另一方面为记者提供了积累职业技能和职业权威所需的各类资源，拓展了记者的行动能力和自主空间。条线是记者与机构之间的中介地带，条线的分配与变迁则体现了组织权力与个人意志的协商（张洋，2022）。换个角度，对新闻用户而言，媒体机构也会通过合作、隔离及让渡的边界工作来协商其与UGC之间的关系。合作策略构筑用户的共同体想象，建立“互动的幻觉”；隔离策略通过物理隔离划分PGC（专业生产内容）和 UGC之间的界限；让渡策略则是将故事讲述者和事实守护人的社会角色让渡于用户，为新闻补充普通人视角（黄春燕，尹连根，2022）。可见，新闻机构、从业者与用户等新闻场域内的多元行动者通过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现实实践，重新定义并阐释着数字时代的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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